卷帙浩繁同义词-卷帙浩繁是贬义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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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文明的大概内容与时间,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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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欧洲文明的大概内容与时间,地域
第五章 上古希腊
概 论
上古希腊
古代希腊的自然环境 古希腊史是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其创造者是居住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希腊人。希腊半岛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对古希腊史具有决定的意义。
希腊半岛的地理特点之一是靠近西亚和北非,这使希腊同小亚细亚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成为欧洲最早接受西亚农业与青铜文化的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再一个地理特点是多山,耕地有限。整个半岛山脉纵横,百分之八十是山地,其间点缀着一些小平原。巴尔干山脉的支脉把全岛分成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包括伊壁鲁斯山区和帖撒利平原。中希腊和北希腊由一条险要的隘道温泉关彼此相联。阿提卡和彼奥提亚两地区在中希腊最为有名。南希腊是半岛中的小半岛,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一狭窄地峡与中希腊连结,因而自成一体,较为封闭。
希腊半岛沃土不多,这迫使古希腊人竭力利用每一块可耕的河谷地、近海小平原和山坡地,种植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作物,如大麦、小麦、橄榄、葡萄、蔬菜。因为地少人多,希腊半岛的粮食自给常有困难,人们被迫很早就向岛外殖民,开辟新的家园。
但希腊半岛山中盛产大理石和高质量的陶土,有利于建筑、造型艺术和制陶业的发展。山中还蕴藏着古人可利用的铜、铁、金、银矿,对冶金业和商业十分有利。此外,希腊半岛三面环水,港湾众多,特别是在通向西亚的航路上遍布岛屿,在爱琴海上航行,人们的视线一般不离海岛和陆地。这些有利于古人的航海条件②促进了希腊以手工制品和原料为主的对外贸易,因此航海业与海军在古希腊有特殊的意义。
居民 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概念出现较晚,源自后来的古罗马人。罗马人把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统称作“大希腊”(magna graecia),今人所用的“希腊”名称便由此而来。古希腊人自称“海伦人”(Hellenes),称希腊半岛为“海拉斯”(Hellas)。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海拉斯的土著居民。在他们看来,希腊最早的居民是勒勒吉人、德里奥人、皮拉斯吉人、卡里亚人。
据考古材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希腊半岛就有人居住。1961年在希腊东北部曾出土了尼安德特人化石。至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半岛和爱琴海岛屿上多有发现。
公元前7000年,希腊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希腊各地均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布局与房屋构造同西亚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相似,农业文化也雷同,显示西亚文化的巨大影响。希腊人和后来的希腊人不是同族,属于非印欧语系的人,因为希腊的一些古老地名,如科林斯(Corinth)、克诺索斯(Knossos)的词尾nt和ss与印欧语言的习惯不符。
公元前3千年代末和2千年代初,希腊进入青铜时代。属印欧语系的希腊人首次迁入希腊半岛,人称亚该亚人,后来以南希腊的迈锡尼为中心,发展出著名的迈锡尼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12—前11世纪,一支叫作多利安人的印欧人部落侵入希腊半岛,占领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等海岛,毁灭了迈锡尼文明。
多利安人入侵后,希腊居民的分布状况基本固定下来,按方言与亲缘关系可分成4类:亚该亚人居于南希腊北部(阿卡亚、阿卡狄亚地区),伊奥利亚人住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大部分地区(帖撒利、彼奥提亚),爱奥尼亚人住在中希腊的阿提卡和隔海相望的优卑亚等爱琴海岛屿,多利安人分布于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岛。
史料古希腊的史料丰富,分为实物和文字两大类。古希腊人留下的物质文化遗迹,如城市和乡村废墟、墓葬等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乃至近东和中亚。其中最著名的有雅典卫城、克里特和迈锡尼宫殿遗址等。此外,大量雕塑、绘画、钱币以及其它手工制品也传了下来。它们是古希腊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实证,也对复原古希腊人的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证据。
文字史料包括铭文、纸草文献和古代作家的作品。目前能够释读的最古老的古希腊铭文是爱琴文明时期的泥版文书,年代属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所用文字为印欧语系的线形文字B,内容多系王室经济表报。稍早些的克里特泥版文书也有所发现,人称线形文字A,目前未能解读。多利安人入侵之后,线形文字B随迈锡尼文明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字母文字。此类铭文为数众多,集中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纸草文献同铭文一样是考古发掘出的文字史料,目前已收集到20万件之多,包括经济、政治,文学、科学作品,私人书信和儿童作业等等。
直接传下来的古代作家的作品也非常丰富,神话、史诗描写一些神灵和英雄,产生于原始时代末期,具有一定的史实内核。主要代表作是荷马史诗。古风时代的希腊人还留下一些现实感很强、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散文。
古希腊人同古代中国人一样,是古代少有的具有浓厚历史意识并形成真正史学的民族,他们留下了许多史著,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首部巨著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历史》,主要记载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也涉及战争期间和战前希腊的主要城邦及北非、西亚乃至印度的历史,内容驳杂,信息量大。但其材料的选择、利用还很幼稚,需小心鉴别真伪。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争霸战争的记实,突然中止于公元前411年的事件,系古希腊史学的顶峰之作。全书秉持客观态度,史料详实,是一幅前5世纪希腊政治、军事、社会史的瑰丽画卷。
继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史家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4年)著《希腊史》、《长征记》等书。《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于公元前362年,重点仍写战争和邦际关系,作者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取舍。《长征记》是回忆录题材的史著,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雇佣军在波斯领土上艰苦的征战历程。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三人的著作循序渐进地记述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同期的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修辞家的大量作品补充了他们的不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悲喜剧,德摩斯提尼等人的演讲辞等。
对重构希腊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大作还应提到普鲁塔克(约46—126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内含23位希腊著名人物的传记,覆盖了希腊城邦史的各个时期。书中人物形象刻画得饱满生动,但某些史实经不起推敲。除此之外,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5—前120年)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集成》,阿里安(约96—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均保留了许多晚期希腊史的信息。
史学史 西罗马帝国于476年在蛮族和内乱的双重打击下崩溃后,欧洲文化发生倒退,神本的、为宗教意识形态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取代古希腊、罗马人本的、求真求实的史学,希腊的历史便逐渐被人遗忘,古希腊人的著作被尘封于私人收藏家、修道院的书库中。虽然拜占庭帝国还保存着古典文化的部分气息,但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的陷落毁灭了许多古典作家的珍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社会对古希腊的兴趣索然。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文艺复兴即复兴受到埋没的希腊、罗马文化,借古喻今,实际上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果发掘、整理出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包括史著),引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史的重新注意。自此之后,直到19世纪,史料的积累和在史料基础上对希腊史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成果,会古希腊文,懂古希腊史,读古希腊典籍成为欧美知识分子学养的标志和时尚。英国史家格罗特的《希腊史》是各种版本的希腊史著述的代表作。德国考古家施里曼在特洛耶和迈锡尼的发现是19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进入20世纪,西方史家在材料的整理、考据、释读和考古发掘方面继续前进,难以数计的通史、专史、专著、论文、古代原著、工具书出版发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本世纪初发掘出克里特文明,把古希腊史又推前了约1000年。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不仅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开拓了社会史领域,家庭史、妇女史等著作多有问世。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希腊史的奠基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自己的光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处论述了古希腊史的一般和个别问题,得出的众多结论是史学界解说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结论随着史学的进步也得到了发展和扬弃。
全面系统运用方法研究古希腊史的最初尝试者是前苏联史家。本世纪20至30年代培养起一支研究队伍。塞尔格叶夫在1934年出版的《古代希腊史》是第一部运用观点写成的古希腊通史性著作。60至80年代,前苏联史家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修正了许多过时的提法,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有新的建树。
第六章 上古罗马
概 论
上古意大利
意大利的自然环境 意大利是古代罗马国家的发祥地。它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意大利是深入地中海的一大半岛,因亚平宁山脉纵贯全境而称为亚平宁半岛。半岛三面临海,东为亚德里亚海,南为爱奥尼亚海,西为第勒尼安海;北面高屹的阿尔卑斯山,成为它和中欧的天然屏障。意大利半岛的气候属地中海型,冬雨夏旱,年平均气温较高,但少酷暑和严寒,境内河流纵横,土地亦相当肥沃,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意大利的海岸线虽长,但缺少良港,所以它的航海业不如古希腊沿海诸国发达。
居民 意大利半岛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居民居住。在新石器时代,利古里亚人大概从非洲经过今西班牙和法国一带到意大利。①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叶,属于印欧语系的部落从北方越过阿尔卑斯山陆续进入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人的祖先。拉丁人就是这些部落中的一支。
古代意大利半岛,除拉丁人以外,还有许多种族和部落,其中重要的有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
埃特鲁里亚人一般认为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②他们是公元前8——6世纪意大利半岛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主要居住在第伯河与亚努斯河之间的中部意大利地区,其最强盛时期曾向北占领了波河流域,在拉丁姆、坎佩尼亚和科西嘉等地也有其殖民地。王政后期的罗马实际上也在其控制之下。
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向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广泛移民,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叙拉古、他林敦、图里伊等。
另外,在波河流域还分布着一支高卢人(克尔特人)。他们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末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进入波河流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罗马形成了威胁。但最后为罗马所灭。
史料 与世界上古史的其他地区相比,罗马史的史料就显得丰富多了。
就种类而言,可以分为铭文、官方文件、钱币、古物和文献等数类。其中以古物和文献材料最为重要。
在罗马,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古物资料很多,其中著名的有:万神殿、弗拉维竞技场、提图斯凯旋门、图拉真纪念柱和罗马引水道等较为完整。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则更多。闻名世界的庞培伊城就是典型的一例。我们从这些实物材料中不但可以看到罗马人过去的生活和生产状况,更能发现罗马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
除了众多的实物资料以外,文献资料更是丰富多采。保存至今的既有拉丁作家的作品,也有希腊作家的评述;既有政治家间的书信,又有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内容极其丰富、庞杂。
古代罗马最早的文献材料是年代记。这是古罗马祭司长为编制历法而作的。年代记以每年当选的首席长官或两位执政官的名字纪年,主要记载当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古罗马的年代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文字简短著称。到公元前3世纪以后,祭司长才编制比较详细的年代记。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只有部分间接地流传至今。
公元前2世纪,罗马世界出现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0——118年)。波里比乌斯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拉城的贵族家庭,公元前168年皮德纳战役后入质罗马,后得西庇阿家族的资助,成为小西庇阿的教师和幕僚。在罗马期间,他写了一部40卷的《通史》,把公元前264——146年希腊、罗马以及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历史加以综合的叙述,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前5卷,其余35卷只有残篇留传到现在。
共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家是萨鲁斯提乌斯(约公元前86——34年)。其主要著作有《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以及晚年所写的《历史》。《历史》一书共五卷,主要记述公元前78——67年的史事,但只有少数片断流传下来。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史学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理亚·恺撒(公元前101——44年)留下的两部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高卢战记》共有8卷,前7卷系出自恺撒的手笔,第八卷为历史学家希尔提斯续写。此书记述了恺撒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记载了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年、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岛的经过,并且对高卢的山川形势、物产状况、民族分布、风俗民情等等,也有描述。《内战记》分为3卷,系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在这两部著作中,虽有为自己辩护和夸大失实之处,但毕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是屋大维时代最著名的文人和史家,出生于北部意大利的帕多瓦城,与屋大维过往甚密,曾任屋大维的孙子克劳狄的教师。他以毕生之精力,苦心孤诣,写成一部具有通史规模的《罗马建城以来史》(简称《罗马史》)。这部著作叙述从公元前754年——公元9年的罗马历史,全书共142卷,保存下来的只有35卷。李维的著作以追述罗马建城以来的艰辛和光荣,激发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为主线,书中充满了道德说教、复古主张、爱国思想和对共和制度的赞扬。李维在著作中引用了波里比乌斯和许多年代记作家的史料,对研究罗马早期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稍晚于李维的另一著名史学家是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他的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给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罗马征服不列颠的一位将领,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塔西佗在这部著作中用很多笔墨记述不列颠的情形。它是研究不列颠早期历史的一部不可或缺的文献。《日耳曼尼亚志》主要记述了日耳曼部落在氏族公社晚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情况。它是最早一部全面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年史》,共18卷,所记载的是从奥古斯都之(公元14年)至尼禄之(公元68年)这54年的罗马历史。《历史》共12卷,主要叙述从伽尔巴(公元68年)到图密善统治时期(公元81——96年)的历史。塔西佗的这两部著作几乎对公元1世纪的罗马史进行了首尾一贯的叙述,是我们研究罗马帝国初期历史最珍贵的史料。
几乎与塔西佗同时,在希腊和罗马分别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传记史家——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6年)生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据说,他曾做过图拉真和哈德良的教师。他的名著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现存50篇,大部分是两人合传(以事迹相似的希腊和罗马名人各一个合传,作比较叙述)。在《传记集》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提出了自己对人物的评价。因为普鲁塔克记述了不少史实,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史料,所以,他的著作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75——160年)出身于军人一官僚家庭,曾任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职务上的方便,他得以批阅皇室以及国家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料,熟悉历代掌故。苏埃托尼乌斯著述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十二恺撒传》。这部书可以说是传记汇编,从恺撒直到图密善,每一帝王都有一篇传记。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材料丰富,角度新颖,可以对塔西佗的作品作某些修正和补充。
阿庇安(约公元95——165年)是帝国早期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是希腊人,曾任皇帝金库检查官和埃及总督等要职。他所著的《罗马史》共24卷,其中有11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即西班牙战争、伊利里亚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和密特里达提战争等六卷和内战史五卷。全书按地域、行省、民族、事件分卷叙述,对罗马的历次重大战争都有详尽的记载。内战史的五卷是现存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几乎包括了罗马内战时期的全部基本史料。
继阿庇安之后,另一位史学家是狄奥·卡西乌斯(公元155——235年),他也是希腊人,曾担任过执政官、阿非利加总督等职,著有八十卷的《罗马史》。《罗马史》从伊尼阿开始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公元229年)。完全流传下来的有第36——60卷,其余各卷仅有片断保存。这一著作对共和末期和公元1至2世纪帝国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罗马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公元330——400年)。他出身于叙利亚安条克城的贵族家庭,是希腊人的后裔。早年从军罗马,退伍后隐居罗马城研究历史。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之,止于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可以说是塔西佗史著的续编。此书原有31卷,可惜前13卷已经散佚,现仅存后18卷,包括公元352年至378年这二十六年间的史事。他的著作不但保留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大量材料,而且还保留了西方史学家对匈奴人的最早记载。
除了上述历史文献以外,还有许多作品值得我们注意。如西塞罗的演说集、通信录;奥古斯都的自传;赫罗狄安写的《马可·奥理略以后诸帝史》;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瓦罗的《论拉丁语》等等。它们都为我们研究罗马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是我们研究罗马史所不能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史学史 对于罗马史的研究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为了寻找未来资产阶级统治的原型,因而对古代罗马国家和法权史特别感兴趣。到17、18世纪,由于极权主义在欧洲的建立,所以学者们又特别注意罗马帝国政治史的研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吉本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体大思精,全书共分71章:头三章作为开篇,简单地概括了从奥古斯都时代直至公元2世纪80年代的史事。第四章始于公元180年,记载开始详尽。接着便按时间顺序一直叙述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并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这一著作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文坛。“爱德华·吉本”这个名字也几乎成了“史学”的同义词。
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历史学上也开始形成了一种怀疑和批判古代传统的新思潮。意大利人维柯和法国人标福便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之基础》(又译《新科学》)中证明罗马人在其历史生活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宗教的”和“英雄的”时代,所以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罗马史也只是一部神话和传说的历史。法国人标福于1738年写的题为:“《论最初5世纪罗马史之不可信》”一文中,竭力证明上古罗马史只是修辞学家们虚构出来的产物。这种史学上的批判倾向促进了历史科学中科学批判方法的产生。
普鲁士改革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尼布尔第一个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新的批判方法。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的时候,都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声名赫赫的大历史学家,往往都是辗转抄袭,而不去钻研原始资料,因而错误极多。因此,他自己在编著《罗马史》时,便坚决不用第二手材料,而完全依靠原始的史料证据。1811年,尼布尔的《罗马史》出版。此书以批判古籍见长,观点新颖,被认为是近代史学名著之一。
1854年至1856年间,狄奥多尔·蒙森的三卷集《罗马史》问世,并且很快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在书中,蒙森以极其丰富的内容详尽地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蒙森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得到一些关于古罗马的较为真实的知识”。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他的成就还远不止此。实际上,他为罗马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方法。他从大量的文物材料入手,因此常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自己新的、独到的见解。蒙森的《罗马史》体现了19世纪西方史学专业化的成果,在罗马史研究方面,几乎影响了一个时代。
19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对于罗马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社会关系日益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法兰克的《罗马经济史》,《古代罗马经济研究》;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和经济史》。但这些作品似乎都有将古史现代化的倾向。
进入20世纪以后,集体创作成了近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12卷本《剑桥古代史》以及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就是这一时期集体创作的结晶。《剑桥古代史》中有6卷包括罗马史方面的内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罗马史专家都参加了这一著作的撰写工作。因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世界通史》则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罗马的兴起、发展和灭亡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我国的世界史和罗马史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以来,罗马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人们日益重视考古学的重要成果,并使之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纠正了古典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使罗马史研究更具科学性。第二,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除了帝国中心意大利以外,几乎所有行省都有人研究。第三,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除了政治和经济史外,还出现了社会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从而拓宽了罗马史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对罗马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推M.I.芬利、P.A.布朗特、R.色姆、A.摩米格利亚罗、H.拉斯特和K.D.瓦特等,他们都为罗马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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